在超低温物理研究中，氦-4在2.17K（即λ点）以下呈现的超流现象一直是探索物质宏观量子特性的重要窗口，而粘滞系数趋近于零的特性验证更是该领域的经典实验命题。1938年，苏联物理学家彼得·卡皮查通过旋转圆筒法首次观测到这一现象，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。实验装置由两个同轴圆筒组成，外筒固定，内筒悬挂在细石英丝上，当内筒初始旋转后，若氦-4具有普通粘滞性，内筒的旋转会因粘滞力传递逐渐带动外筒，导致石英丝扭转角度变化。但卡皮查发现，当温度降至λ点以下时，内筒旋转几乎不受阻碍，石英丝的扭转角度衰减速率骤降，这一结果直接表明氦-4的粘滞系数已降低至常规测量方法无法检测的程度，当时实验精度下测得的粘滞系数上限约为10-11泊，远低于普通液体的粘滞系数（如水在20℃时约为10-2泊）。
另一个关键验证实验来自1963年的"第二声波"测量，由美国物理学家费因曼基于超流理论预言并经实验证实。在常规液体中，声波通过密度涨落传播（即第一声波），而超流氦-4由于同时存在超流组分（无粘滞、能无阻流动）和正常组分（具有粘滞性），会出现独特的温度波——第二声波。实验中，通过在超流氦中设置温度梯度并激发振动，利用热电偶检测发现，温度波动以约20米/秒的速度传播，这一现象只有在粘滞系数趋近于零的超流组分存在时才能解释。因为正常组分的粘滞性会抑制温度波传播，而超流组分的无阻流动使得能量能够通过温度梯度高效传递，这一实验从能量传递角度间接证实了粘滞系数为零的特性。
更为直观的验证来自"氦喷泉"实验，1939年由加拿大物理学家约翰·艾伦和唐·米塞纳独立完成。他们将装有超流氦的容器连接细管，当容器温度略低于λ点时，即使细管直径小至10-7米（仅为普通气体分子平均自由程的百分之一），超流氦依然能持续从细管喷出，形成稳定的喷泉。根据流体力学中的泊肃叶定律，粘滞流体在细管中的流量与粘滞系数成反比，若存在非零粘滞系数，如此细小的管道将导致流量趋近于零。实验中观察到的持续喷泉现象，直接证明超流氦能克服粘性阻力实现无阻流动，其粘滞系数已低至无法通过宏观流动实验测量的量级。
现代高精度实验进一步将超流氦-4的粘滞系数限制在更低范围。2012年，麻省理工学院团队利用纳米机械振子在超流氦中振动，通过检测振子的共振频率和品质因数变化，测得粘滞系数上限为5×10-12泊，这一数值比卡皮查时代的测量精度提升了两个数量级。实验中，当振子在超流氦中以高频振动时，若存在粘滞阻力，振子的振幅会迅速衰减，但实际观测到的衰减率极低，且随温度降低进一步减小，表明在绝对零度趋近时，超流氦的粘滞系数理论上可达到严格为零的理想状态。这一结果与朗道的超流理论预言一致，即超流组分由玻色-爱因斯坦凝聚形成的宏观量子态，其粒子间相互作用呈现相干性，从而消除了导致粘滞的微观散射机制。
这些实验从不同角度构建了完整的证据链：旋转圆筒法直接测量阻力消失，第二声波实验揭示能量传递特性，氦喷泉实验展现宏观无阻流动，纳米振子实验实现高精度量化限制。它们共同验证了氦-4在超流态下粘滞系数趋近于零的核心特性，不仅为量子流体力学提供了实验支撑，也为低温技术、精密测量等应用领域奠定了理论基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特性并非绝对意义上的零粘滞，而是在宏观实验尺度下的极限趋近，其微观机制仍与量子涨落等效应相关，但这并不影响超流现象在宏观层面展现的独特物理性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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